想要吸引民资进入，但闯进来的却是央企国企。这是中国自两年前开始大力推广PPP模式之后出现的怪现状。“这PPP别看P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最后这一个P。合同周期那么长，没有融洽共赢的合作，P再多，也就是个屁！”

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共同提供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从2014年10月国务院下发“43号文”，结束了地方政府传统的融资平台和融资模式之后，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则成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要方式。

截至5月31日，财政部PPP中心平台项目库中共有8644个PPP项目，总投资额高达9.88万亿。比3月末增加923个项目；投资额增加1.1万亿，增幅为12.6%。PPP项目看上去是在巨量增长，但落地率却并不高，截至5月12日，进入执行库（即处于采购、执行和移交阶段）项目865个，仅占10.8%。

除了落地率低，民企参与度也低。据某知名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统计，截至2016年3月末，全国PPP中心项目库中已签约项目369个，其中国企签约为199个，民企170个，从数量上看，民企参与的PPP项目略少于国企，但差距不大。不过从签约项目总金额上看，国企签约的PPP项目金额达到3819.48亿，是民企的近3倍。

中央力推PPP的本义是，鼓励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领域，但现实中，央企国企已然成为此轮PPP热潮中的主角。面对万亿PPP市场，民资为什么难以进入？

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

在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讨论声中，“国”强致“民”弱成一方观点。7月25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勇在北京表示，政府投资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民间投资回落有一定“合理性”。

对于政府、民间投资的关系，张勇认为两者应在不同投资领域下各自发挥作用，相互补充。“我们要把握好这个度，政府投资一定要补短板，不能和民营投资争同一个市场。”2016年上半年，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8%，比去年同期锐减8.6个百分点，回落明显。

“民间投资的回落有一定的合理性。”张勇在当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指出，民间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制造业和房地产，而当前一些传统行业存在创新力不足、结构调整难度较大的情况，民间投资势必对市场有一个选择。张勇透露，中国政府5月份开展的民间投资专项督查结果显示，以投资传统行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家对投资都有“看一看”的姿态。在此情况下，“势必使得投资脚步放慢”。

对于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较强，是否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张勇称，“我负责任地讲，没有。”他表示，各级政府投资总额仅占总投资规模的5%，并且近年来政府投资已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而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项目。

张勇指出，当前投资下行压力大，民间投资回落较快，政府投资此时要加大力度，包括使用专项建设基金，“干一些应该干、必须干、早晚都要干的事情。”这将起到促投资、稳增长的作用，并且此时造价相对较低，投资亦能有所节省。

暴露管理水平较低

地方政府为何偏爱国企？首先是由PPP模式的复杂性决定的。一个PPP项目，需要经过项目识别（项目发起、项目筛选、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项目准备（财务模型构建、风险分配方案优化、项目交易结构、回报机制设计、项目实施方案撰写）、项目采购阶段（市场测试、设置资格预审条件、核心边界条件）等多个流程。好不容易确定了社会资本方，由于PPP项目周期长达20—30年，变数较多，能否圆满落地，还要看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磨合程度。

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在选择PPP合作伙伴时大都比较谨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经表示，过去30多年，各地推行的PPP很多都被“异化了”，必须搞清PPP的本质意义和操作原则，否则好事也会变坏事。此外，地方政府的考虑之一还有避嫌。湖北省老河口市常务副市长伍军坦言，PPP项目的定价高低有利益输送嫌疑，项目一旦失败还会涉及国有资产流失，这些问题一旦涉及民企就很难说清楚。

据了解，PPP项目确实存在一定的权力寻租空间，由于是私人投资，项目的监管比政府融资平台下的政府项目宽松很多，决策权也主要由社会资本主导。不过，一位不愿具名的民企人士指出，地方政府“偏爱”国企，也反映了其管理水平较低。这一做法只是规避了官员个人的风险，却给项目带来了风险，有可能造成国家损失。最终，所有风险都将体现在项目的最终价格上，由大众买单。

除了上述原因，PPP项目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对企业的融资能力等要求较高，如果民企规模偏小、融资能力不够，往往就会被挡在门外。在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赵笠钧看来，有些地方政府把PPP模式视为传统融资平台的替代，过分强调其融资功能，忽略了专业、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样一来，融资能力强、成本低的国企自然有更多的机会，而那些专业能力强的民企则分不到一杯羹。

“P精神”

有位企业家的话给我印象特别深：“这PPP别看P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最后这一个P。合同周期那么长，没有融洽共赢的合作，P再多，也就是个屁！”话糙，理不糙。正如这位企业家所言，固安工业园新型城镇化项目的成功，也是因为政企之间形成了共赢的合作机制，有着那么一股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合伙人精神。

既然政企是合伙人，就是利益共同体，得谋大局，不能各自打小算盘。PPP项目大多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需要的是深耕细作的长线投资，赚的是“慢钱”。这既是对基建和公共服务项目传统运营模式的挑战，也是对那些习惯“一锤子买卖”的民企、试图“捞一票就走”的游资和企图“关门打狗”的地方政府的一次理念洗礼。

既然政企是合伙人，就是平等关系，得能沟通，不搞一言堂，也不打太极拳。PPP是个新事物，政府和民企都是吃螃蟹的人，各有顾虑很正常。可既然合作，就不能靠猜、靠赌，而应该交心、交底。虽然利益与风险分担机制是提前约束的，可过程如何实施，怎样能把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是完全可以通过彼此沟通、共克时艰来实现的。

既然政企是合伙人，就有契约关系，得讲规矩，按合同办，不能“因人而异”。一份商业合同，签约靠领导魅力，执行靠合同效力。PPP项目亦然。只要不是违背了合同本身的条款，无论是政府换届，还是企业易人，都不能成为PPP项目违约的理由。

说到底，PPP项目真正需要的就是既“亲”且“清”的新型政商关系。PPP究竟是美味的馅饼，还是无望的陷阱，关键取决于政商关系如何定位。彼此清白就能放下顾忌，良性互动就能攻坚克难，最终使PPP项目成为政企共同推动地方发展的新引擎、大舞台。由此可见，以一批PPP项目，换来交而得法、交而有界的政商关系，换来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营商新环境，一子落，满盘活，这个棋局真漂亮。

编辑：赵虹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