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8日，燕山石化公司花费100万元从一家热电厂购买了2万吨碳排放配额。这不仅标志着北京碳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更意味着“节能减排”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同盈利、现金流和投资一样，成为企业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北京碳交易市场是中国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之一。从2013年6月深圳率先正式启动开始，上海、北京、广东、天津也于年底相继开市，湖北、重庆两地则在积极筹备之中。已经启动的5个试点都已建立了登记注册系统和交易平台，制定了主要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第三方核查指南、交易规则等配套细则，基本完成了中国碳交易市场从无到有的建设任务。
　　
　　“通过市场机制推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进一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降低全社会节能减碳成本，同时促进制度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这样表示。
　　
　　市场的力量
　　
　　通过测算，燕山石化的年均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约为391万吨，从2013年到2015年，它的既有设施二氧化碳排放配额每年将会减少2%，即减少7万—8万吨碳排放。但作为一家重工业企业，燕山石化需要扩建、改建、新建装置以提高产量，这势必会增加能耗，增加排放量。
　　
　　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将生硬的减排政策转化成为一种由市场推动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企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年年掏钱购买碳配额，要么采用节能技术降低能耗。
　　
　　如果选择前者，则意味着越来越高昂的费用；如果选择后者，企业需要淘汰落后产能，改进生产技术，虽然在短期内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但从长期来看，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能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在了解了碳市场机制之后，燕山石化公司在过去两年中，已经主动寻找能耗黑洞，利用低温余热、优化蒸汽系统，通过节能技术改造、信息化建设等措施，迅速降低了能耗。
　　
　　“环保不能光靠政府补贴，不能靠行政命令，也不能靠罚款。”中创碳投的战略总监钱国强说，“要把市场机制引进来，只有通过可持续的市场的力量，才是提高企业环保意识的根本解决之道。”
　　
　　早在2005年，还在外交部工作的钱国强就参与了气候变化对外谈判和国内政策的制定；2010年他参与创办中创碳投有限公司，致力于推动中国的低碳发展；2013年他当选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履约监督委员会（JointImplementationSupervisoryCommittee，JISC）委员。在过去10年里，他见证了中国碳交易市场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钱国强坦言，有些企业的目光短浅，只把碳市场看做负担，而不是积极地适应新的趋势和规则。其实，减排同企业的效率、创新能力有直接关系。“别人生产一个产品只要3个能源，你用5个，就不具有竞争优势，市场就要淘汰你。”
　　
　　目前，欧盟、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以及美国加州都在运用这种碳市场机制。钱国强认为，碳排放量今后会成为产品的一个重要数据，机制成熟的国外市场甚至可能以这个名义设置贸易壁垒。
　　
　　基本流程
　　
　　在北京碳交易市场参与交易的企业有490多家，碳排放量占北京排放总量的40%左右。按照北京市的规定，如果一家企业一年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与间接排放量之和大于1万吨，就必须履行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责任。它们是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也称作履约单位。年综合能耗2000吨标准煤及以上的其他单位可自愿参加，称作非履约单位。
　　
　　整个碳排放权交易的流程包括5个环节——排放数据报告、第三方核查、配额分配、买卖交易和履约。每年，企业向北京市发改委报送上一年度的碳排放数量，并接受第三方独立核查机构核查。之后，市发改委向各企业发放二氧化碳的年度排放配额。企业收到这种电子凭证式的配额之后，就可以在碳交易市场购买、出售配额，而配额每年都需要清算。
　　
　　“我们碳交易所主要负责的是‘买卖交易’这个环节。”北京环境交易所的碳交易中心主任王阳说。在北京环境交易所的大厅里，一个大屏幕上滚动显示着成功的交易信息。交易方只要通过一台装有电子交易平台系统的电脑，输入购买价格和碳排放数量就可以直接参加交易，非常的简便。
　　
　　但在这简单的交易过程背后，是一个精密而庞大系统的支撑。在碳交易的整个流程中，真实、准确、全面的碳排放数据是建立碳市场最重要的基础。国家发改委介绍说，5个试点碳交易市场的筹备时间都长达数年，它们一方面必须仔细测算到2015年的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目标，另一方面通过招标选择独立的第三方核查机构，对纳入交易范围的企业进行全面、深入的盘查，收集大量、可靠的一手基础数据。由于数据收集、排放核算都采用规范统一的标准，企业比较容易接受，也增强了对交易的信任度。
　　
　　碳交易流程中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是配额分配，这不仅关系企业生产成本，同时与碳市场价格的高低密切相关。目前，国际通行的有基准法和历史法。基准法是按行业基准排放强度核定碳配额，而历史法是根据历史排放水平核定配额。中国的5个试点交易市场也采纳了这两种办法，同时又根据自己的情况提高了可操作性。
　　
　　比如上海对电力、航空、机场和港口企业采用基准法，对其他工业和公共建筑采用历史法。北京对企业的既有设施实行历史法，根据2009年至2012年的平均年排放量发放配额；而对新增项目实行基准线法。“如果企业的减排做得好，配额就会有富余，就可以在交易市场卖掉变成资金，”王阳说。在年度清算中，如果发现企业的碳排放量超出了配额，却并未购买新配额进行抵销，就有可能面临按照碳交易市场平均价格3到5倍的处罚。
　　
　　在过去4个月的运行中，王阳发现一个现象——市场中较为活跃的是那些不在管控范围内的非履约机构，它们利用市场价格的波动获利。但钱国强认为，碳交易有天然的金融属性，只要监管得力，适度的投机是正常的。“投机的一大好处是能引进大量的资金，同时降低风险，把一个人的风险分散到大家头上。”钱国强说，“让资本、企业都能够通过碳市场挣钱，大家才会往前走。碳交易市场就是要创造这样一种环境。”
　　
　　建立全新的中国碳市场
　　
　　目前已经运行的5个试点碳市场彼此独立，各自建设了登记注册系统和交易平台。但是，要想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打破封闭状态，建立中国统一的开放的大市场。苏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国家考虑借鉴7个试点省市的经验，直接建立全国性的碳市场，争取在“十三五”期间完成中国碳市场制度体系建设。
　　
　　之所以要直接建立全国性的碳市场，而不是推广某一试点的模式，或继续增加试点，主要是出于政策和技术方面的考虑。7个试点省市中，既有上海这样的金融中心，也有工业发达的广东、深圳，还有湖北、重庆这样的中西部发展地区。由于各地区经济体量、行业分布、企业规模不同，试点省市的筹备过程中，都充分考虑了自身的特点和条件。各试点在交易机制、交易规则和核算体系等方面都进行了技术和机制的创新探索，这是有益的尝试，但也造成很多差异。
　　
　　比如纳入管控和交易的企业范围，深圳以每年二氧化碳排放5000吨为标准，北京以1万吨为标准，而上海、广东等则选定了一批行业，再设定标准线。具体的交易规则也有不同。深圳、天津允许审查通过的个人进场交易；而广东、上海现阶段仅允许管控企业之间进行交易。此外，除了在交易所进行的场内交易，北京、天津还同时允许企业之间进行线下的协议交易。
　　
　　苏伟说，由于政策和技术方面的诸多复杂问题，短期内不同省市之间很难实现互连，继续增加试点省市，只会形成更多独立分散的小市场，对建立全国性的碳市场意义不大，势必还会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组织专家研究全国碳交易总量控制目标，正陆续出台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指南。它还将加强基础数据统计工作，在中国范围内实施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摸清企业碳排放情况，以确定参与碳交易的企业边界和范围，研究制定合理的配额分配方案。此外，它还将建立国家统一的登记注册系统和第三方核查体系，制定碳市场监管规则和风险防范措施。同时，国家发改委还在研究开展碳期货交易的可行性，及早考虑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统一的大市场会给碳交易注入新的活力，”北交所的王阳对全国性的碳市场非常看好，“适应新的标准不是问题，而且北京有了几年的经验，肯定比别的地区更快适应。”2014年1月，北交所联合15个省市的碳交易机构创立了“中国环境交易机构合作联盟”，以加强各碳市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碳交易是一个广阔的市场，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需要实践与积累，才能维护市场的良性发展。

编辑：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