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圈 快刀何以难断乱麻

　　“连符合标准的高炉都被爆破了，这次政府可能是动真格的了。”一位钢铁企业人士认为，唐山要在2017年前完成压减4000万吨钢、2800万吨铁的硬性任务，必须打一场硬仗。

　　11月24日上午10时，在巨大爆破声中，唐山兴业工贸有限公司院内一座高炉的烧结机烟囱轰然倒地，被视为吹响这场化解钢铁产能过剩硬仗的号角。

　　唐山市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此次被拆除的高炉容积为450立方米，完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但因其紧临市区，为了改善大气环境，已于今年5月被关停。一同被拆除的还有分别位于开平区和滦南县的另外4家钢铁企业的多座高炉、转炉。此次共拆除8座高炉，涉及炼铁产能362万吨;15座转炉，涉及炼钢产能620万吨。

　　唐山市发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唐山将通过“四个一批”，即淘汰落后关停一批、提高门槛挤掉一批、独钢独铁企业关拆一批、整合重组兼并一批，到2017年，使唐山的钢铁产业形成“225”产业格局，即以首钢、河钢为主，组建两大钢铁企业集团;在丰南、迁安两个钢铁主产区组建两大钢铁集团;以津西钢铁等企业为主，组建5个区域特色钢铁企业。

　　事实上，这已不是唐山第一次对钢铁业产能过剩采取大规模整治动作。2003年以来，国家有关部委就对钢铁、水泥等行业发出产能过剩警告，并采取了一些治理措施，但中国钢铁产能在治理、反弹、再扩张、再治理的怪圈中膨胀，2012年底，产能利用率为72%。

　　不仅仅是钢铁，在《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被点名的产能过剩行业还包括，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2012年底，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在不少专家看来，产能过剩之所以难逃治理、反弹怪圈与地方政府唯GDP论、国企市场运营机制不完善等中国式困局有巨大关系。

　　“我国的产能过剩既存在市场性过剩，也存在体制性过剩。除了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产能过剩外，我国工业产能的过快扩张还与投资体制转型、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资金与资源价格扭曲等体制性矛盾有关。”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说。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现行的税制问题，使地方政府有扩张产能，从生产和流转环节获得税收资源的冲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同样认为，政府行政力量推动产业发展是造成这一轮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行政力量主导产业发展，造成产业雷同。特别是以土地、矿产资源、投资配套等极具诱惑力的手段吸引大型投资项目落地，使部分企业更加看重投资项目以外地方政府所给予的资源，造成投资行为异化，这其中包括很多民营企业。

　　此外，去产能化可能造成地方税收下降，甚至带来下岗职工再就业、企业债务处理等棘手问题，地方政府缺乏主动性。

　　“大多数产能过剩行业都是由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而国有企业产能扩张很快，是因为有政府背景，在紧缩背景下依然能较易获得信贷。”瑞银证券财富管理研究部主管高挺说。

　　钟伟认为，央企以持续的加杠杆不断扩张，也是产能利用率不高的一个原因。这从表象上可以归结为央企在要素资源的获得上、在市场准入上的行政优势，其根本仍然在于政府尚未能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采取竞争中立的姿态。

　　“长期以来，我国治理产能过剩的政策着力点主要在严格项目审评和开工、提高产业准入门槛、淘汰落后产能、鼓励兼并重组、信贷管制以及对干部的绩效考核问责等方面。”诸建芳说，治理产能政策大多是针对新增产能，试图通过对投资限制达到有效控制新增产能形成、避免产能进一步扩张的目的。但由于政策本身设计不足，导致政策执行不到位，严重影响了政策实施效果，陷入了产能过剩怪圈。

　　输出 走出去能否海阔天空

　　“除了从供给端着手，如兼并重组、升级改造、破产等手段，减少产能规模外，化解产能过剩也可从需求端着手，创造新的需求，产能输出就是寻找新需求的手段之一。”中信建投证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行政负责人周金涛认为，一、二战期间美国大量发展工业导致过剩，二战后美国采用马歇尔计划输出国内过剩产能。欧洲和日本都有类似的历史阶段。最近的高铁、电力等设备和技术的输出正是中国面临制造业产能过剩困境下寻找新需求的努力。

　　今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访泰国、中东欧国家时都向当地政府、企业推介中国高铁、核电、水电等设备和技术。不久前，阿根廷宣布从中国采购24.7亿美元铁路设备。

　　走出去正成为中国化解过剩产能的重要途径。中金公司报告认为，未来几年东南亚基建将蓬勃兴起。2011年以来印尼、泰国等国家先后公布基建中长期规划，根据现有规划，预计2011-2020年间东南亚地区基建投资规模将有望达到1.5万亿美元，东南亚各国将进入大兴基建时代。目前，我国政府积极鼓励企业参与东南亚各国的基建浪潮，包括高铁、公路、港口、能源建设等，在政策及资金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参与中标的可能性较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短期直接受益于基建出口，中期受益于基建完善双边贸易的增加，长期受益于东南亚经济腾飞带来当地消费需求的释放，最终拉动中国相关行业如电子、汽车及零部件、化工等出口。

　　诸建芳认为，由于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船舶等行业在全球具有一定技术、装备、规模优势，可以积极推动优势企业进行海外转移。而从发达国家经验和我国产业实际情况看，传统过剩行业中的纺织、鞋帽、汽车和机械行业，以及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产业也具有较强的海外转移可能性。但他同时强调，短期来看，大规模的产能输出难以形成，也难以缓解整体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

　　“2012年中国的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销售产值大约为3000亿元人民币，数百亿元人民币的铁路设备输出，对缓解特定行业的产能过剩作用是比较显著的，但对缓解经济整体产能过剩仍略显不足，当前情况下，除了进一步扩大产能输出外，增加国内需求、从供给端着手等多种手段并进，才能有效缓解整体的产能过剩。”周金涛说。

　　治本 市场机制亟待确立

　　“相比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侧重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我国治理产能过剩政策堵多于疏，行政干预多于市场调节。”诸建芳说，目前我国产能过剩治理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比如，强化产能过剩行业供给端管理，政策由偏重堵转向疏堵兼顾;重视需求端管理，多渠道为过剩产能创造需求;对产能过剩行业分类施策等。

　　他认为，治理体制性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市场化。目前我国金融、财税和资源价格等领域启动的市场化改革对减少政府干预，化解过剩产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看来，目前是中国产能释放高峰阶段，生产过剩是当下经济主要矛盾。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必须从以往适应短缺时代为基础向适应过剩时代过渡。而解决生产过剩矛盾，必然会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分配领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说，当前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有一部分是由于市场周期性波动，但更重要的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市场化改革没有到位，导致企业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规划产能，而是按照行政命令来扩大投资。这种盲目扩张往往导致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最终形成结构性过剩。从这个角度看，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市场化改革。首先，要让市场主体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和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其次，要推动价格机制改革，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完全市场化，避免不合理的价格信号对其他产业发展产生错误诱导;三是引导政府切实转变职能，尊重市场规律，不盲目要求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冯飞认为，要激发市场的矫正和调节作用，首先是政府要释放一个明确信号，即轻易不会伸出经济援手。这样才能使难得的市场倒逼机制真正发挥作用，该淘汰的淘汰、该兼并的兼并。其次，要积极推动政府监管方式转变，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比如，以往核准一个新项目，政府考虑经济规模和未来盈利能力比较多，但这方面应该是出资人关心的，而政府应该更加关注对社会的影响，如节能环保、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等。另外，政府要加强经济信息服务，建立经济信息长效化、制度化发布机制，用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引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但钟伟强调，中国经济在2018年之前将持续受到产能过剩的困扰。产能去化依赖纯粹的市场手段难以实现，需要行政和市场力量的并举。例如，在巨型钢铁企业产能过剩的同时，以“废钢+电炉+污染”的小钢厂在基层政府的纵容下，反而可能卷土重来。

编辑：li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