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即生产能力总和大于消费能力总和，简单地说就是“供大于求”。

　　自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强调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第一批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名单，而据报道，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正在联合起草和制定化解钢铁等五大行业产能过剩的方案。

　　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迫在眉睫。

　　《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近日专访了福卡智库首席研究员王德培。他认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产能的理解应该要具有更宽泛的理解——在爆发危机后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过剩产能，也只能全世界共同消解，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回避的。

　　在王德培看来，目前中国的政府表面是行政分割，实际上是集团化、公司化，而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市场具有碎片化，这也意味着根治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是去政府化，任何行政命令和措施都只能治标不治本。

　　对产能过剩的理解

　　上海经济评论：产能过剩在中国不是一个新概念了，你怎么理解产能过剩?

　　王德培：中国的产能过剩是这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的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华尔街“击鼓传花”(金融衍生品游戏)的崩盘;第二阶段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两者是连带的。两者发生的前提实际上与中国有关。第三阶段轮到中国。

　　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云集中国形成大量产能，继而产生外汇储备，我们又将外汇储备提供给美国人，到它那里就转变为流动性过剩 ，推动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创造，最后便是崩盘。

　　这就像多米诺骨牌，美国是第一块牌、欧洲是第二块牌，中国是第三块牌。这是一个难以绕过去的全球性话题。能量是守恒的。既然是百年一遇的危机，是三大地区经济体共同闯下的祸，那就要去面对它、消解它。

　　我指的产能是在爆发危机后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过剩产能，也只能全世界共同消解，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回避的。但现实是各国都不想把危机扩展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然后就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欧洲、日本都是这么做。这么做的后果一定程度上又扩大了产能。2008年金融危机，几乎全世界的政府都回避它(产能过剩)，用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去对冲。说得严重一点，就是饮鸩止渴，不仅没有消解产能，还加大了产能过剩。

　　实际上， 中国产能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是冷战结束后直接形成的。冷战结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全世界的企业云集中国，所以产能过剩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这是第一位的。

　　第二位才是量化宽松，它加大了产能。但不能把第二位当成第一位。然后都说是“四万亿”的罪过。要把问题分开来讲，本来是去产能，结果反而增加产能。这是不对的，但不能把这个不对当作全部。

　　上海经济评论：有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产能周期分三个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以生存型消费品为主。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以家电为主的发展型消费带动重工业的发展。进入21世纪到现在，以汽车、住房为主的发展型消费带动重化工业发展。而这三个阶段都出现过产能过剩，只是过剩的内容不同。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王德培：这样的说法有它合理的地方。比方说，目前消费在一个什么层面上，然后在这个层面上，商家蜂拥而至。这就形成过剩。 市场经济有两面性。市场的正能量把生产力唤醒。负面能量就是产生过剩。所以每当市场消费到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意味着为下轮产能过剩奠定基础。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视野应该更宽一点。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连起来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背景下来看，就不是简单的某个行业的问题。

　　此外，中国的市场经济又有另一个横切面。这个横切面是和市场经济的深化有关。市场经济越是深化，它的产能越是过剩。

　　我将中国从1978年以来的发展概括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年开始到1992年，这个阶段基本是消费品的市场化，由计划经济变成承包制。和你之前提到的，有吻合之处。

　　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之后，民营企业大量崛起，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然后形成过剩。1980年代，主要是解决短期为首，它的过剩不是主要的，是货币式过剩，由货币通胀引起过剩。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为标志到2013年，这个阶段过剩是全方位的。

　　第三阶段，2013年后的10年。在这个阶段大宗商品资产价格、利率和汇率将在未来十年内全面的市场化。

　　第四阶段，2023年后的10年。这个阶段才会出现真正的国民待遇、国内和国际大市场的价格基本兑现。届时对我们处理过剩的机制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只有到第四个阶段，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转型。

　　从1978年到2040年，中国要花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实现市场经济间接性的转型。我们国家的计划性经济是从1949年开始的。所以我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40年代，这一百年内，我们有两个圈。一个是计划经济圈，一个是市场经济圈。但这两个圈有一半是叠加在一起的。今天中国的复杂就处于这个叠加期--既有计划的又有市场的。拉开看，是两个五十年，但实际上这两个五十年之间既有计划，又有市场，而现在处于叠加期的中间。所有的复杂就可以从这里来解读。

　　上海经济评论：是否存在对产能过剩的误解?比如现在提到钢铁是产能过剩的行业，但实际上钢铁的产量是增长的，而且产能利用率也不低。

　　王德培：就钢铁而言，在2006年，国家就要求淘汰7600万吨产能，但是同期它新增了多少，4.4亿吨。什么原因呢?举个例子，京津冀是中国雾霾最严重的地区，北京的雾霾直接和河北省有关，那北京要对河北省进行打压，提出来要河北消解一半产能，所以河北省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压力。但是河北省以往的做法都是以环保的名义进一步扩大产能，原来炼铁炼钢的地方换了环保型的、绿色的新方法。

　　为什么淘汰是小的，增量是大的?就是以环保的名义，上了一种新的工艺。然后在统计中，新的工艺耗能是减少多少，排污减少多少。这就像在辩论中偷换命题。用新的生产方式代替老的生产方式，再给它戴上环保的帽子。

　　这个问题的复杂表现在它也是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我们总量是超过的，生产方式是落后的。这两个问题本应该要同时解决。但很多省市偷换命题，把第二个当做主要问题。既然我非环保、非绿色，把它变成环保、绿色。结果总量上变本加厉。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们现在处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叠加期，在这个叠加期里面，一方面是市场，一方面是政府。严格意义上来讲，人类经济史上，都没有像中国产能量这么大、发展速度那么快。改革34年，常年在9.9%的增长。跨入新世纪之后，我们都在10.4%的增长。

　　《共产党宣言》描绘的，“什么是市场经济，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句话完全可以套到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的现状上来。

　　比如我们造船能力是多少，是全世界造船能力的总和。钢铁、水泥的产能都是占世界百分之五十左右。那这样的奇迹是怎么来的?有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各级政府都是变向的集团、公司。这些集团、公司利用它们的政治权力，能力所及地调动一些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配合下，经济发展就前所未有的快。

　　现在市场是分割的，在分割情况下，各级政府都是土围子。不管经济再怎么差，都可以不计工本地就地消费。很多人在想，产能过剩说明市场不需要了。不需要就说明它活不下去了。可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多。

　　因为现在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国表面上行政分割，实际上是由一个个空间的省市、地级市、县、镇集团公司分割形成的。它是一个碎片化的市场。所以形象的表达，在碎片化的市场下，过剩的产能被藏污纳垢了。所以，要真正地去产能，严格意义上来讲，要等待市场经济的深化。

　　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国家工信部要求对19个行业去产能。工信部下达的行政命令，也要行政机构去执行。但它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公司化的行政机构，是被碎片化的国内市场。你说，它的执行力能达到多少?

　　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和市场经济深化不够的——公司是无法破产的。底特律一个城市都能破产。但是我们的公司却不能破产。

　　产能过剩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上海经济评论：是不是因为公司破产关系到社会稳定?

　　王德培：这些都是借口。

　　首先，中国市场经济历史短，民营经济势力有限，比如在钢铁领域还是以国企为主。国企是国资的创造者，要让国有资产破产是难上加难。你说牵涉到社会稳定问题，实际上是伪命题。

　　其次，民营企业也不能破产，为什么呢?因为银行的贷款不能爆仓。银行一破产，坏账就出来了。如果民企不破产，还是应收账款在那里。比如说，现在上海已经成为钢铁三角债务断链的集中点。全国的钢贸云集上海宝山、杨浦、虹口区，特别是在杨浦区大柏树。对于现在有些国有商业银行，如工商银行，有些理论上是商业银行，但背后还是国有的，比如北京银行、兴业银行而言，那么多钢贸捅了这么多窟窿，怎么办?如果对方企业破产了，你可以追溯它的权力，钢铁行业里面的流动性资产和它的负债比应该是2:1，但现在只有0.78左右。所以民企真的宣布破产，会资不抵债。那么资不抵债，银行的贷款两亿缩减成一亿。这个缺口谁来补?

　　中国银行蛮有意思，“花翎顶戴”只有几年，所以尽可能把这个问题搁置在那里。搁置在那里，就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坏账，还是应收账款。

　　另外，许多钢厂在工业园区、开放园区，享受优惠政策。那么地方政府也不允许它破。原来我给你一块优惠政策，以后你要还给我。为什么国家不允许注销企业?一注销企业，就要把你享受的优惠政策给吐回来。中国的工商局，“只有生小孩的，没有老人死的”。多少企业已经人去楼空，不存在了，但还吊在工商局的登记本上。

　　所以这次去产能，我给它一个总结：把天给捅破。这个天是国家方方面面的机制不适应。

　　上海经济评论：你的意思，去产能实质上是去政府化?

　　王德培：去政府化不是政府关停并转，而是运作方式的转型。过去招商引资直接经营转化为政府搭台、创造环境、制定游戏规则。从演戏的主角变成导演，然后到市场化的第四阶段，变成边上的总监。现在应该要从主角往导演方面转，这是我提的去政府化的直接理由。

　　如果政府还不转型，还是自己在经营、在推动。那产能过剩是没完没了，会加大财富的浪费和环境等一系列问题。

　　上海经济评论：你所提到导演和主角，就像之前所说的裁判员和运动员一样。你认为这一届政府有压力必须转变职能?

　　王德培：有。直接与这次产能有关。真正促进我们政府要转型的是，产能过剩。

　　为什么新兴产业也出现了过剩?因为都是政府在推。国家发改委提出有几大新兴产业，中央政府开会了，省市政府传达，最后许多县去落实。我们是一个政党，贯彻一个精神。所以无锡力推尚德，江西力推赛维。这么一来，所谓的光伏产业、风能产业过剩都是政府行为导致的，政府不计工本，调动资源，拉起银行来补贴，这个就不对了，违背了要素的优化配置。

　　现在财政的压力会倒逼政府转型。最近国家要对地方的融资平台进行审核。政治方方面面的压力促使政府调整。这次产能过剩有多重，政府转型的动力就有多大。

　　如何去产能

　　上海经济评论：日本和美国都发生过产能过剩。美国去产能是从供给方入手，包括国际转移、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现在我们如果用这种方法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吗?

　　王德培： 我认为从缝隙、边角料上说，中国可以将过剩的产能转到东南亚、非洲等地，但那里的空间有限，生态更脆弱，需求市场是低级的。从这个方面讲，中国是无法重蹈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这种转移过剩产能的路子是走不通的。它只能是一个辅助性的办法，而不能作为主攻方向。

　　今天(8月7日)早上，欧洲提出来，将光伏额度由1200万变成800万千瓦，但许多光伏企业说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这样反而把价格抬升了，如果能压缩掉400万千瓦，剩下来的利润率反而会高。这种是通过硬调整，不让中国企业过去。超过三分之一的配额让你自己现在国内消化，但我们国内又消化不了。虽然国家也提出来多使用太阳能，但目前这种消费能力也是有限的。

　　我们无法走当年发达国家横向转移的路子。所以我认为当中国登上历史舞台，所有国外的“经典”都变成“非典”，因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上海经济评论：目前中央提出对待过剩的产能要坚持“四个一批”，即“转移一批，消化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从四个动词一看，是不是仍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

　　王德培：是的，它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因为会面临地方政府的软磨硬泡，他们会到发改委那里跑“部”前进，但随着问题的暴露，改革会向深层次迈进。比如，政府会加大金融市场化部分，收紧那些拖欠的债务。前阵子的利率市场化就是一种配合法。所以这次去产能会带动方方面面的改革。

来源：中国砂石骨料网

编辑：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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