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翘首以盼三中全会的“重大改革”，其实，很多改革举措已经陆续推出。营改增，自贸区，土地流转，进一步开放铁路、电信、石油等七大曾经不可触碰的战略产业……正如中国十几年来的改革主要是渐变式改革一样，这些改革举措预谋已久、试点已久，只不过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推出。

我们结合申万、海通、国泰君安等近期研究，梳理了一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菜单，其中主要的改革内容包括：

一 城镇化——处于首要地位的土地改革

城镇化的核心是土地，其次是户籍之上的福利，而非户籍本身。大中型城市土地的稀缺性、城市卖地限制导致的供需不平衡，决定了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而土地价格的上涨，永远利于先城市化的既得利益者，而对后城市化的人是绝对的不公。这种绝对的不公，单纯靠着控制房价，是不可能的;只有拥有耕地和宅基地的人，能把自己的资产也商品化，即土地流转，且定价合理，才能部分抹平这种不公平。新增劳动力、消费力、农业集约化都系于这一根绳子。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本来是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农业补贴工业;到后来反倒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长期剥削性制度安排，这是政府对历史的欠账，对农民的欠账。破除这种二元结构，户籍是“表”，土地是“里”，利益的再分配是政策核心。那些因为拆迁闹事的故事背后，真正受损最大的是远离城市的农民，他们基本没有机会拆迁。

除土地流转外，结构性改革现有土地财政模式也非常重要。地方政府肯定要依赖土地财政，但是，不应该主要是卖地收入，而应该是房地产持有税——到底是对未来要买房的穷人征税，还是对现有高资产持有者征税是本质，是“社会主义”是否要保留的问题。

城市化的成本不可能全部由地方财政或者中央财政负担，也负担不起——现有的民生支出和增幅就足够大了。政府应该解决医疗、教育、社保等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均等化，但是无法解决成本最大的住房问题，住房问题必须依赖土地制度改革。

这个问题对股市的影响很难预判，因为里面的问题错综复杂，但是，如果三中全会不能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所谓的城市化是缺少新意和持久动力的。

二 财税改革——央地改革的枢纽

财税改革一直处于中央、地方改革的核心地位。此次三中全会，最大的看点也在财税改革，楼继伟最近的发言表明会稳妥推进。

第一，财权和事权再分配。不太可能因为地方政府“钱少事多”而放权，一放就乱的历史教训非常深刻，而是会把更多事权集中到中央，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下降，逐步变为服务型政府。在信息化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比如教育、医疗、社保等。

第二，税收结构的再分配。实际的减税措施并不会多，主要是营改增;而增税的环节却会比较多，包括资源税、房产税、消费税、环境税，而且主要归地方所有——主要用来弥补的就是地方土地收入、杂费收入的减少，“增减挂钩”恐怕会成为一个潜规则。

第三，收缩地方政府自主权。如果地方政府失去了地方平台的融资，而转换为中央代发地方债，地方政府的“灰色收入、灰色支出”一定会大幅减少，回到表内会更透明。

至于对股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方面，是地方债风险的逐步解除，这几乎是一定的，会对股市的整体有正面影响;最大的变数还在房产税，未来地方税种里最大的一环，但是，房价的大幅上涨何时到达拐点，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三 金融改革——现实主义大于本本主义

金融改革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有效的市场化”。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金融领域存在很多的问题，表面上看，是利率、汇率、债市、股市不够市场化化，人为干预的比较多;深层次看，是这些市场很多基础机制失灵，不是“一放就好”的问题。

比如，汇率市场化很大程度上是伪问题。和中国的贸易国际化、金融国际化进程需要匹配，不可能为了市场化而市场化，因为中国的低端企业不可能很快转型和升级，盲目放任货币升值会造成巨大的就业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大量的中小企业不可能学会外汇对冲……等等，这必须有一个过程，目前人民币已经趋于均衡，但是资本项目的开放仍不宜过急，况且资本项目下的开放对实体经济也没有什么帮助。

再如，利率市场化，很多情况下也是伪问题。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债、甚至风险较大的地方债评级也相当高，利率没有匹配其风险，市场化是失效的。这也就是我们提出“有效的市场化”的概念，如果市场是无效的，盲目放开是愚蠢的、自杀性的。

所以，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市场机制的建设，是信息化的建设，需要让市场能够确知市场的风险，合理定价，股市、债市、汇市皆然，这个路程还非常长，不是金融本身改革的问题，还包括所有企业、银行、机构的信息化程度，博弈的均衡程度等，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领域，现实主义重于本本主义，任何拿着某学派理论给中国开药方的专家都很傻很天真。

但是，它对股市的影响却很难直接产生实质性影响，主要是对互联网金融、地方金融改革、自贸区等概念板块存在影响。

四 管制改革——增大服务业的活力

中国的投资存在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在所有投资当中，民间投资占比超过60%，前几年还只有不足50%，所以很多人说中国和国企政府投资占比越来越高是信口胡说;但是，在服务业当中，确实是政府和国企投资占比更高，达到三分之二(可见在制造业民资占比很高)。

这里的服务业投资，很多是有管制性的。细分起来又有两类：一类是公共产品，如铁公基、水电燃气、教育医疗、环保体育;一类人为管制的，如新闻广电、银行电信、油气开采。国内外案例证明，前者因为先天垄断，市场化往往也带不来显著的效率提升，而是会造成成本上涨;后者则是因为银行、石油、电信一直被当成“国家命脉”，新闻广电具有喉舌作用。因此，我们需要看到，如果在这些领域放开管制，其潜力巨大。虽然不会全面放开，但是，对于其中的产业链局部放开，对那些管理优秀的民营企业是有很大机会的。

从股市角度说，民营医疗、民营教育、电影电视制作、互联网、民间银行有很大的发展机会——过去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基本是失败的，通过市场竞争出现优秀龙头企业是前提，民营化不等于私有化，否则只能权力寻租、国资流失、中饱私囊。

五 价格改革——割掉计划经济的一条尾巴

从20年前的价格闯关、双轨制改革以来，大多数的商品都已经市场化，少数没有市场化的商品主要集中在要素产品上，包括：水、电、油、气、煤炭和铁路货运，都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也客观上存在较大的价格扭曲。

由于前期铺垫已久，除了电力改革涉及全体人民，改革难度较大，可能从阶梯电价试行之外，其它改革预计在十八大期间都会形成决策，在CPI较低的有利情况下较快推进。

小幅利好煤炭企业、电力企业、石化企业、铁路运输企业，对存在较大涨价空间的天然气企业利好程度应该更高，而水务企业受影响可能居中，密切关注发改委政策节奏即可。

综合上述的五大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发现，这些改革基本都是“结构性改革”。其中部分改革的红利已经被预判，且通过股市反应，未来尚待反应的可能包括房产税、管制行业放松等几个方面。